东西问｜刘国祥：红山文化如何形成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基因？

“中国境内名山众多，如果说有哪一座山承载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源头的历史，唯有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红山。”
在红山文化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看来，史前先民创造出灿烂辉煌的以红山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核心一元。
红山文化何以成为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其与中原的仰韶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如何互动交流？刘国祥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红山文化考古研究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如何发现和命名的？
刘国祥：概括而言，红山文化因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重要源头之一。
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历程可分为1949年以前、1949年至1980年、1980年至2000年以及2000年至今四个阶段。

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公园眺望，秋日晨光中的红山巍峨屹立。孙自法 摄
1908年，日本人鸟居龙藏在赤峰英金河畔调查，采集到红山文化陶片和石器标本，随后，瑞典人安特生等发掘红山文化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也在赤峰地区进行数次调查。1930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到英金河与林西一带调查。1935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滨田耕作、水野清一等对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1938年出版《赤峰红山后》发掘报告。1943年，考古学家佟柱臣到赤峰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多处红山文化遗址。1949年，一件红山文化典型的C形黄玉龙被村民在东拐棒沟遗址附近犁地时采集到。
1954年，考古学家尹达首次提出“红山文化”命名，强调红山文化对于研究长城南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相互关系问题有重要意义。1956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红山前的三个地点和红山后的一个地点进行调查和试掘，获得一批重要实物标本，对《赤峰红山后》报告中的错误结论予以纠正，将原来混淆在一起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分开来，证明红山后遗址从红山文化一直持续至青铜时代，提高了对于红山文化遗址群及红山文化研究的总体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发现石砌的方形、圆形祭坛，首次明确红山文化祭坛形制；牛河梁遗址群的发现与发掘，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中心祭祀遗址，极大丰富了红山文化内涵，使之成为研究西辽河上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及中国文明起源特征的核心内容之一。
20世纪90年代，多处遗址发掘出红山文化房址或墓葬，出土了一批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红山文化实物资料。
进入21世纪，敖汉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赤峰魏家窝铺等遗址的发掘，推进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全面深入开展。
中新社记者：红山文化如何分期分类？考古发掘研究上有哪些代表性遗址？
刘国祥：红山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每一期又可分出早、晚两段。早期阶段距今6500-6000年左右，代表红山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期；中期阶段距今6000-5500年左右，红山文化全面发展，开创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繁荣期；晚期阶段距今5500-5000年左右，红山文化进入鼎盛期，社会内部发生重大变革，红山文明逐步形成。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更加明显，等级制度确立，出现特权阶层及一人独尊的王者式人物；制陶业高度发达，玉雕工艺技术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形成玉礼制系统。
红山文化典型遗址包括红山后遗址、牛河梁遗址、喀左东山嘴祭祀遗存、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那斯台遗址、草帽山积石冢遗址、哈民忙哈聚落遗存、魏家窝铺聚落遗存等。其中，红山后遗址是红山文化命名地；牛河梁遗址是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埋葬与祭祀中心；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首次发现红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魏家窝铺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保存最完整、发掘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中期聚落遗址。
根据遗址分布状况和文化面貌差异性，可将红山文化划分为魏家窝铺、牛河梁-兴隆沟、哈民忙哈、那斯台四个类型，它们既有各自特征，又密切联系。其中，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处于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那斯台类型和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区域性特征较为显著，魏家窝铺类型受到中原影响较大，而哈民忙哈类型则可能受到东北地区同时期史前文化的影响。总之，红山文化晚期晚段红山文明形成后，各类型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牛河梁遗址成为红山文化共同体的祭祀和埋葬中心。

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兴隆沟遗址，出土原址立有1：1比例复制的敖汉整身陶人像。孙自法 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重要一元，红山文化对推动中华文明形成和延续发展有哪些重要贡献？
刘国祥：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其精神信仰与祭祀体系源于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在红山文化时期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发展，并形成系统化的精神信仰与祭祀体系，包括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以龙图腾为代表的动物崇拜。
红山文化考古已发现大量与系统化精神信仰和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包括修建在山顶的坛、庙、冢和聚落内某些兼有祭祀功能的房址；祭祀活动用的玉器如玉龙、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人、玉凤、玉鸮、玉龟等，以及陶塑、泥塑或石雕的人像与专供祭祀活动使用的陶器等。
天地崇拜。红山文化牛河梁、东山嘴、草帽山遗址发现的圆形和方形的坛、冢，将天圆地方观念融入到建筑中。无底筒形器、无底钵形器、塔形器以及斜口筒形玉器等，均表达出红山文化先民贯通天地的精神理念和信仰。天地崇拜观念的形成与红山文化旱作农业系统的成熟有密切关系。牛河梁遗址的方形与圆形祭坛、那斯台遗址石雕人像顶天立地的形象，表明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在五千多年前已形成，是红山文化为中国古代哲学核心思想作出的突出贡献。
祖先崇拜。红山文化先民一方面将墓葬建在山顶，使用石板墓，以玉器随葬，积石成冢，另一方面将祖先形象用陶塑、泥塑、玉雕、石雕等手法予以塑造，并加以崇拜。其中，牛河梁女神头像被认为是“红山女祖，中华共祖”。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敖汉陶人，是红山文化先民敬奉、祭祀、崇拜的祖先形象，被专家认定为“中华祖神”。
动物崇拜。红山文化的动物崇拜以龙崇拜为重点，红山文化时期是龙崇拜的成熟期。红山文化龙形玉器与兴隆洼文化早期龙文化因素和赵宝沟文化猪首龙形象一脉相承，对商周及后世玉龙的雕琢及崇龙礼俗的发展均产生重要影响。龙凤崇拜观念在红山文化晚期已形成。
红山时期公共信仰和祭祀礼仪系统日趋成熟，以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以及玉礼制的形成最具代表性，这些均表明红山文化晚期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红山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与历史记忆，并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传承与发展。

中国国家博物馆“玉出红山--红山文化考古成就展”展出的玉玦形龙。潘旭临 摄
中新社记者：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等之间如何互动？其玉文化对后世有何影响？
刘国祥：在红山文化孕育和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仰韶文化彩陶进入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在其基础上创造出一套祭祀用的彩陶器，这种吸纳与创新既缔造了红山文化的辉煌，也密切了西辽河流域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同时，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比如，在洛阳苏羊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兽首石雕就明显出自红山文化，在仰韶村遗址出土有1件玉环，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型风格。这表明，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上层社会之间存在交流，且深入两个文化腹地，而非局限于边缘地区。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存在着交流、交往、交融的互动式关系，双方互相借鉴、互有影响，这两个文化中玉器造型的相似性，背后蕴含有深刻的寓意，反映出史前南北两个文化集团的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价值观的相互认同或祭祀礼仪体系的相近性，真实反映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形成过程中玉器发挥的核心作用及呈现的文明图景。
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史前中国两处玉文化中心，各自形成一套可标识身份与信仰的玉礼器系统。良渚文化出土的玉龙与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前者应是受到红山文化的影响，良渚文化中发现红山文化的岫岩河磨玉，意味着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玉料上的交流。
红山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玉器方面尤为突出：兴隆洼文化开创了使用岫岩河磨玉的先河，至红山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这种对透闪石玉材的辨识及使用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兴隆洼文化先民首创的线切割技术在红山文化时期发扬光大，它蕴含了“以柔克刚”的思想，也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特质与智慧。
红山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方面，多处遗址发现红山文化玉器：殷墟妇好墓出土红山文化的勾形玉器和勾云形玉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红山文化神面纹曲面牌饰，还出土红山文化的高等级玉器玉猪龙和勾云形玉器；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出土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佩，其四角为蘑菇首，是最早的蘑菇首形态，表明商代玉龙的蘑菇首很可能就源自红山文化；陕西凤翔春秋晚期秦人墓出土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战国中期墓葬出土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形器。
此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蜷体玉龙，均受到红山文化影响。蜷体玉龙造型一直到商周都有继承。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有两种写法，一种身子呈“S”形，一种为圆曲形，其中后者就是红山文化的蜷体龙，这也证实红山文化的龙是中华龙的本源，对后世的龙影响深远。

观众欣赏故宫博物院藏红山文化“玉龙”展品。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红山文化考古研究未来发展有何规划？您对红山文化申遗有什么建议？
刘国祥：红山文化所处的辽西地区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是连接东北平原与中原腹地的纽带，属于典型的文化交汇区。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未来需要通过进一步考古发掘研究，对红山文化意义和价值进行更深层次的发掘与阐释。
其中，玉器见证了中华文明形成和连续发展的光辉历程，是延续文明血脉的核心物质载体，并发挥出凝聚民族共识的重要功能，是中国各民族融合发展和团结进步的重要物质见证。因此，考古学要深入研究红山文化玉器形成玉礼制的核心，重点阐释其所蕴含的社会功能，阐释红山文化玉器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载体所承载的文明要素，如礼制、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原始宗教信仰等。
红山文化研究也是国际化的重要课题，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美、英、法等国多家博物馆收藏有红山文化的珍贵玉器，大英博物馆收藏有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赛克勒博物馆收藏有斜口筒形玉器，其中一件低沿一侧雕刻有垂弧纹，是红山文化标志性纹饰。
至于红山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从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考古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和行动。目前，申报列入遗产名录的红山文化遗址有三处，分别为牛河梁、红山、魏家窝铺遗址。良渚申遗成功，也促使红山积极汲取良渚经验，推进红山文化大遗址、大保护、全联动开展申遗工作。

2024-03-10

从红山文化看中华文明起源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重要考古学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老哈河流域和辽宁省辽西地区，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红山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彩陶与细石器并存，还有大量的玉器和祭坛、神庙、积石冢等祭祀用大型礼制建筑。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早期的一脉强劲力量，助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也见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红山，意为“红色的山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红山在蒙古语中称“乌兰哈达”，“乌兰”意为赤色、红色，“哈达”意为山峰，赤峰这个名字就是从“乌兰哈达”而来。红山文化因赤峰市的红山而得名。
1930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在赤峰红山脚下英金河两岸和红山后进行调查，并著文《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所采集之新石器时代石器与陶片》，对红山地区古文化进行了初步分析和研究。同时，他还与考古学家裴文中、尹达对红山地区古文化提出了许多预见性课题。
1950年代初，尹达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梁思永意见，第一次将在赤峰红山地区发现的、以彩陶和细石器伴生为特点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命名为“红山文化”。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人员先后对红山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进行发掘和研究，从此我国正式开始对红山文化进行研究。
从19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红山文化的探索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发现，主要包括内蒙古翁牛特旗红山文化玉龙、各地红山文化玉器群，辽宁朝阳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大型祭祀遗址，辽宁朝阳建平县、凌源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遗址，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等近千处遗址，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新阶段。
1971年，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玉龙，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龙的精神渗透到中华民族的骨髓和血液之中。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立即引起学术界关注。目前，红山文化玉龙已在多处发现，其中尤以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的玉龙最为栩栩如生。
红山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形体酷似甲骨文的“龙”字。龙首较短小，口闭吻长，吻前伸，略上噘；龙眼突起呈棱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鼻端前突，上翘起棱，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端面截平，截面呈椭圆形，直径2.3至2.9厘米。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颈背有一长鬃，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鬃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玉龙身上负载的神秘意味，更为它平添一层美感。值得注意的是，红山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红山玉龙的具体用途尚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显然，孔的位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考虑到玉龙形体硕大，且造型特殊，因而它不只是一般的饰件，很可能是礼制用具。
红山玉龙的发现，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向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起源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红山玉龙对于研究中国远古的原始宗教，总结龙形发展的序列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许多重要发现都与“女娲”有关。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朝阳凌源市、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红山文化遗址。19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并在庙中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女神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史前神殿遗址，女神头像被誉为“中华民族共祖”。女神头像面部为朱红色，两颧突起，圆额头，扁鼻梁，尖下巴，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接近。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群像。联系中亚曾有在人头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牛河梁女神像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这不单是一种艺术造型，并且可以作为研究古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典型标本，它使我们第一次看到用黄土模拟真人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
在距离牛河梁女神庙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经发掘证实，这座土山全部由人工夯筑，夯土层次分明，考古专家称其为中国的“金字塔”。女神庙遗址与“金字塔”在一条南北线上，而东西两侧的积石冢群址与“金字塔”等距离排列在一条线上。关于“金字塔”的用途，有学者推测与传说中的“女娲”有关，因为考察“金字塔”顶炼红铜的遗址，与“女娲补天”传说中“女娲”炼五色石的情节十分吻合。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指出：“牛河梁遗址坛、庙、冢群的发现，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她的社会发展阶段已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如今，“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已经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相关研究将进一步证实红山文化对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贡献和意义。

文章作者：沈之骥

 

2024-03-10

红山文化——中华文明起源的象征之一

距今约6500-5000年，因1935年首先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而得名。

命名者为尹达。红山文化是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重要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类型。

红山文化时期龙形象
【中华文明起源的象征之一】

在中国近代考古史上，红山文化是较早被发現的一种史前文化，但长期以来是被作为一种边远地区的史前文化来对待的。

20 世纪80 代中期，东山嘴、牛河梁坛庙冢遗址和玉器群的发现使该文化的面貌为之一新，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识也产生了一次飞跃。

从一种边远地区的史前文化，一跃而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象征之一，这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与期盼。

【红山文化分期】

根据不同时期出土文物的特征，将红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

距今约6500-6000年——红山文化早期

距今约6000-5500年——红山文化中期

距今约5500-5000年——红山文化晚期

【红山文化类型】

根据遗址的空间位置和文化面貌的差异性，将红山文化分为四个类型：

魏家窝铺类型、牛河梁-兴隆沟类型、哈民忙哈类型、那斯台类型。

【红山文化的分布】

红山文化广泛分布于长城内外、燕山南北，主要发现集中在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

目前，已发现聚落、墓葬、祭祀、陶窑等各类遗址1000 多处，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精美玉器，反映了红山文化的发展历程、红山先民生产和生活状况、祭祀礼仪制度、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化。
尤为重要的是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证实红山文化晚期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形成了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跨入古国阶段。

【牛河梁遗址】

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凌源市交界处，出土器物主要有陶器、玉器、石器等，数量较多、种类丰富，所出器物和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同类器物有很大的相似性。
龙凤玉佩
祭祀性陶器和玉器反映出该遗址地位较高，是红山文化时期掌握王权和神权的统治阶层的埋葬地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晚期祭祀和埋葬中心。

【牛河梁遗址博物馆】

位于辽宁省朝阳市，是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座现代化的红山文化专题性遗址博物馆。

【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

女神庙复原模型
牛河梁遗址的女神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宗庙。

庙内最重大的发现就是出土了一尊完整的泥塑女性头像，她被先民视为崇拜的神来对待。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证明了红山人已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发展到祖先崇拜。

【玉魂国魄】

中华文明，因玉而始。
红山先民用玉形塑了一个掌握王权与神权的最高统治者，展示了红山社会政教合一的古国形态，标志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开始，也是从这时起，玉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扣，并经过不断发展衍变，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玉文化。
玉，记录了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的全部过程，成为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

它是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

【玉礼开端】
红山文化玉器在中国古代玉文化发展史上占据了极其突出和重要的地位。
牛河梁址出土的玉器种类繁多、造型独持、精美绝伦。
并且随葬墓的等级变化组合，集中体现“惟玉为莽”的特点，反映出红山先民对玉的崇高信仰，及“ 以玉礼神 惟玉为礼”的思想观念，表明当时玉器已成为具有祭祀礼仪功能的专用器物，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礼玉制雏形，也为后世商周礼玉制的形成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

2024-03-10

访红山遗址，说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我比较早地产生兴趣的考古学文化。大二的时候，张忠培老师为我们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东北地区的重点就是红山文化。那时赤峰市所属的昭乌达盟属于辽宁管辖，作为辽宁人，我想毕业后很可能就要同红山文化发生关系，所以尽可能多地寻找有关资料，甚至把日本人的《赤峰红山后》也翻了一遍。但当时毕竟还是学生，纸上谈兵，体会不深。
四十几年过去，关于红山文化，已经有丰富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我此次踏上赤峰红山遗址，到访了红山文化博物馆，又细看了牛河梁和辽宁省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的马桥沟山遗址，对于红山文化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在此便同大家分享这些认识。
红山文化发现的世纪史
红山原名九女山，是赤峰市郊英金河畔的九座小山。蒙元时代，蒙古人称它为乌兰哈达，汉语译为“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就都称之为 “红山”。

从红山文化博物馆远眺红山
1906年，日本考古学者鸟居龙藏被喀喇沁蒙古王公聘为教师。他曾在红山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环绕着石头的古墓，从而揭开了红山考古发现的序幕。此后法国人桑志华在1922年至1924年多次来赤峰考察，也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多处。
1930年冬，中国考古学者梁思永在接触鸟居龙藏和桑志华的资料后，参加中国科学院考古组，到林西一带考察，发现一些陶片，但因天气因素而中断。
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日本考古学家滨田耕作带领所谓的“满蒙调查团”，于1935年夏天到达赤峰进行发掘，后将所获的实物资料出版考古报告《赤峰红山后》，提出了赤峰第一期文化（即红山文化）、赤峰第二期文化的命名。在很长时间内，日本人的资料是研究红山文化的一手材料。
此后，梁思永为尹达所著的《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作序，首次提出“红山文化”的定名。梁思永和尹达先生一致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是属于长城南北文化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
上世纪70年代，在红山文化分布区不断发现玉龙等图腾性玉器，这些玉器反映了5500年前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情况，而玉龙、玉凤则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
上世纪80年代起，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等地的祭坛和积石冢的发现，将红山文化的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将红山文化的年代范围大大前提，对其文化内涵和社会、经济、宗教等的认识也远非以前所比。
何谓红山文化？
在考古学中，所谓的“文化”，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以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以及相同的制造技术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因为人们日常使用的陶器最具特征，所以“同样的陶器群”是确定一个文化的最重要标尺。
红山文化的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陶器中的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的盆、钵、罐、瓮等各有自身的装饰纹样，而横“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是红山文化具有特征的纹饰；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最常见，花纹多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

红山文化的彩陶罐
红山文化的石器以农业工具为主，烟叶形、草履形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最富特征，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等；细石器工具发达，刮削器、石刃、石镞等工艺尤为精湛。

红山文化的石耜
红山文化的玉雕工艺水平较高，玉器的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器形有玉猪龙、玉凤、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

红山文化的玉鸟
具有这样的遗物特征的红山文化遗址，以辽河支流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在辽宁、河北、内蒙古交界地区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也即距今6000-5000年左右，延续时间达千年以上。也有人认为红山文化的发源还要更早，也即出现于6500前。
红山文化的经济社会形态
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牧、渔、猎各业。建平马鞍桥山发现的聚落遗址面积达18万平方米，发现了半地穴式房址，聚落周围有环壕，出土了石耜、石磨盘磨棒等工具。与之适应的社会形态，初期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
从牛河梁的大型积石冢以及高规格的神庙、墓葬的发现可知，在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化明显，出现特权阶层及王者式人物；玉雕工艺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玉器成为最主要的随葬品，形成玉礼制系统。

红山文化的玉龙
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看，这里似乎已形成系统化的精神信仰与祭祀体系，包括天地崇拜、祖先崇拜和以龙图腾为代表的动物崇拜。其表现如修建在山顶的坛、庙、冢，祭祀活动用的玉器如玉龙、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玉人、玉凤、玉鸮、玉龟，以及陶塑、泥塑或石雕的人像与专供祭祀活动使用的陶器。尤其是这里发现的女神像，为此时期中国考古所仅见，被称为是“红山女祖，中华共祖”。如果把此时的红山文化作为一个“古国”，那么，牛河梁就是其权力中心和宗教中心。

红山文化的祭祀仪式想象复原
以神权集中权力，以玉辨身份、明等级，表明红山文化晚期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红山文化应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但红山文化的军事色彩比较淡，在这里还没有找到如中原地区那样的中心遗址和城墙城壕等防卫设施，也少见如长江流域那样丰富的斧钺类武器。
红山文化从何而来？
红山文化是这个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它的出现当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发现与确立，使探讨红山文化源头成为可能。

红山文化居民生活场景复原
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在分布地域上大体相同，其年代经C14测定，为距今7500-6500年，早于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的查海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片，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其大型石塑龙堪称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对红山文化的龙形有直接影响。
赵宝沟文化是略晚于兴隆洼文化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首次发现于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村，距今约7000 年。该文化在西辽河流域对红山文化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一时期的先民已存在等级高低之分，表现出发达的原始宗教信仰，已经出现较为高级的神灵崇拜观念，其陶尊(小山尊形器)上的猪首蛇身灵物和生翼长尾的鹿纹灵物的出现，与后世龙崇拜现象密切相关。赵宝沟文化的分布范围也与红山文化大体相当，又都同属于耜耕农业文化。
红山文化在文化内涵上，存在着与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继承关系，但比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更丰富。可以认为，后两者的农业生产以及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址，是产生红山文化的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应是红山文化的源头。

红山文化彩陶碗
红山文化的形成，还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研究者认为，距今6500年左右，生活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的后冈一期文化居民向北扩张，越过燕山，进入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将当地的赵宝沟文化居民驱赶到西拉木伦河以北，二者相互吸收对方元素，从而形成了一支以夹砂之字纹筒形罐、泥质盆钵壶及彩陶共存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这也构成了以西拉木伦河为界的红山文化的两个大的地方类型，因其居民主体，是隔河而居的土著居民和后冈一期文化移民两个不同的族群。
红山文化去向何处？
在距今约5000年左右，西辽河流域的环境转向干冷，一度繁荣的红山文化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小河沿文化。但有学者认为，小河沿文化的年代下限可能晚于红山文化，但它的年代上限不一定晚于红山文化，两者之间的共同因素，包括彩陶、壶类器等应是彼此借鉴、相互影响的结果，而非直接的承袭关系。总体上，小河沿文化的综合水平要落后于红山文化。似可推测，因为气候变化，红山文化的居民向远方迁徙，其中心地域逐渐被相对落后的小河沿居民所占据。

小河沿文化的彩陶器

牛河梁遗址新发掘的积石建筑
红山居民去向何方了呢？有人推测是向西，到了河北、陕西、山西北部，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就是他们后代创造的。在看了牛河梁的大型积石冢、神庙和祭坛之后，再联系石峁遗址的大规模的石造建筑，我比较相信这样的推测。
无论如何，正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牛河梁考古队长贾笑冰所说，红山文化所展示的特征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贡献了重要的精神内核。确实，红山文化的诸多因素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同中华大地上的其他地区文化汇聚在一起，从而奠定了日后几千年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稳步发展的坚实根基。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24-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