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彻底揭穿西方伪史？
西方伪史问题，是一个存续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国内外都有人坚持研究。国内，何新毕生以扳倒西方伪史为追求，亦为一道风景，却被一些人诬为“民科”，但他的几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并广为流通，表明他的理论得到了一定程度认可，等等。国外，剑桥著名教授杰克·古迪有揭示西方伪史问题的长篇大论《偷窃历史》出版，诬人“民科”者若不信可以用百度搜索，也可以去看看《偷窃历史》，等等。近年关注西方伪史问题的人持续增多，只是仍然未能找到根本性的证据和方法，来彻底揭穿西方伪史，从而让大家一致认可：西方编造的古希腊、古罗马史，以及基于埃及学、亚述学、古印度文明和玛雅文明的历史为伪史。
龚鹏程在《论西方伪史》一文中，对揭穿西方伪史的方向和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看出了问题症结所在，笔者在参阅该文之后认为：之所以扳不倒西方伪史，是因为西方伪史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一系列问题中的一环，扳倒它需要解决相关问题。因为在西方编造古代世界史之前，本无古代世界史；西方不止为自己编造历史，还为世界上其他族群编造历史，其中含有多种文明起源途径，由于之前世界上多数族群无文字记载的历史，也不关心历史，因此并不了解文明起源与传播过程；我国古文献中的中华文明起源过程是古文献中唯一的文明起源途径，但西方以自己的标准予以否认，即否认了夏及之前的中国史。
可见，要揭穿西方伪史，首先需要找出人类文明的根本出发点及传播过程，理清古代文明发展的步骤和轮廓，才能做到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真伪对照地揭示出西方伪史的“伪”之所在，从而彻底揭穿西方伪史。所以我们应该跳出西方构建的学术陷阱和思维陷阱，开辟新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为此，首先应该找出人类文明最底层的基石，立足它的起源与传播去研究文明起源与传播过程，这样一方面可以彻底揭穿西方伪史，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构建新的、真实可信的古代世界史打下基础。因为数学是人类文明最底层的基石，所以数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故我们应该看看数学与文明发展程度间的关系。
一、数学与文明发展程度
西方史学界常以有无文字作为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这是一种臆想的、不具备实际意义的标准，因为文字受多少、类型、重要程度和普及范围等因素影响，泛泛以文字而论难以形成具体标准。如我国文字应在成熟很久之后才普及，夬卦经文载有“扬于王廷”，《说文解字序》中释为“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表明文字开始时仅用于“王者朝廷”、为王教工具，至于“字出王廷”的时间，因三星堆遗址大体与殷墟同时代，但殷墟有文字而三星堆没有，且我们没有关于殷商诸侯的专门记载；《国语》中关于诸侯的记载都在“幽厉之后”，下文将说明该时间点意义，因此《论语·八佾》载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可见“字出王庭”的时间应晚至西周，比文字起源和成熟的时间都要晚得多；而普及至普通民众应在孔子兴私学之后，可见以文字普及到什么范围为标准不易确定。从文字的多少、类型和重要程度看，也不易确定出具体标准，故有无文字不宜作为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相对于识字，识数为文明社会中人的必备技能，识数比识字重要得多、也要早得多，因此可以认为数学为人类文明最底层的基石，数学起源地才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出发点。《说文解字》开篇即为“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描述以数字一为基础、生成表达万事万物的文字的过程，因此数字为文字起源过程中的先导，也是最重要的文字，数字所代表的数学可以用着文明发展程度的分期标准。
给上古文明分期，不需要梳理完整的数学起源过程，只需要将最核心、最基础和人们最熟悉的数的基本类型梳理清楚即可。数的基本类型有正整数和分数，正整数由小到大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分数。据此可将上古文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文明萌芽期，这时人类刚刚具备抽象思维能力，形成数的概念，但识数范围小，不能管理社会大众及大量财物，尚不具备国家形成的条件。二是文明奠基期，这时人类抽象思维进一步发展，形成数位概念、进而形成进位思想，并出现千、万级别的大整数，人类逐步具备了管理社会大众及大量财物的能力，具备了国家形成的条件。三是文明大成期，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进一步提高，识数范围突破整数，创造出分数时，社会管理能力及生产力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可以认为分数出现标志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出现，此后文明进入大成期。
可见数学较文字更适合作为文明发展程度的分期标准，整数到分数的发展历程是数学的起源过程中的核心，它能够体现上古文明发展的步骤和轮廓，我国数学起源过程与《易》象数相关。
二、《易》象数与数学起源
我国古文献中，中华文明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这是古文献中唯一的文明源头。但在上个世纪初，“被杜威‘牵着鼻子走了’”的胡适（剪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243－245页），支持顾颉刚等人质疑三皇五帝的存在，掀起了旷日持久的论战，这场论战从1926年持续至1941年，论战内容汇集成七册《古史辨》，三百五十篇文章约三百二十五万字，可谓成果斐然，这些成果成功让三皇五帝下岗了，人们开始使用西方认可的考古手段进行文明探源，只是近百年时间过去了，也没有找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让三皇五帝下岗对不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也没能用考古方法找到中华文明源头？笔者认为，扔掉真正的文明源头再去寻找，要么永远找不到，要么找个假的，要么走回头路把真的捡回来，三皇五帝时期确为中华文明源头，我们应该理清当时的人们做了什么和是怎样做的，让三皇五帝重新上岗。
《系辞》载有三皇五帝中的五位，而《易》的基础为象数，对于象数是什么？山东大学易学研究所前所长刘大钧认为“《彖》《象》《文言》《说卦》《系辞》及出土文献帛书《易传》所表达的这些精妙义理，它们的出辞吐语，有很多是本之于古代的象数学说，是象数蕴含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而出。由此而观之，两汉先秦的易学，乃至两汉先秦的哲学，都需要在如上认知的基础上，重新反思，重新审视及至重新总结”（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2011年，151-152页），这段话说明后人理解的象数概念与先秦两汉时期不同，直白点说就是后人理解的象数概念错了。象数必然与数相关，对于数的起源，《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载有“古之圣人因天数之所止以为数，纪十如更始，民世世传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系辞》亦载有“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故董仲舒时代，知道先秦数学史的人已经很少了，西汉末又遭遇刘歆的曲解和发挥，数的起源过程就更加模糊了，数是象数的核心，这样人们就很难正确理解象数概念了。
至于象数到底是什么？《淮南子》载有“是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表明“律历之数”是“天地之道”的内容；《说卦》载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表明天地之道是《易》的核心；《系辞》载有“天垂象”、“在天成象”和“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等，表明象指天象。综合这些可知，制定历法时观测的天象和计算历法时用到的数学，方为象数，“象”是天文学与几何学的共同起源，“数”是数的基本类型和基本运算方法的起源，象数其实是一个以天地为背景的数学模型，描述并计算日月运行规律而制定历法，因此“象数即历数”。律、历、数以及伴随它们发展的文字之中，数的变化最小且为我们熟知，是最容易梳理清楚的，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将先秦数学史梳理清楚，补足汉《易》的这个短板。在数的基本类型和基本运算方法上应该梳理：整数、分数和加减乘除的发展历程；在几何学上应该梳理：点、线、面、体,和方、圆、圜、弧、弦的发展历程。
上古至战国，我国历法一直伴随着数学发展。典籍中有众多关于“历数”一词的记载，如《汉书·律历志》中“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夫推历生律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莫不用焉”，表明数的首要用途就是“推历”。历数既指历法和数学，亦指制历参数，回归年、朔望月周期值是推算其它历数的基准历数，历法伴随数学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黄帝时代，伴随基准历数为360的初始历法，产生了数字百和数位概念。在此之前的三皇时期没有历法，仅有天地之数一至十，为中华文明萌芽期，详参拙作《河图、洛书数学内涵考》（已发表）等。
二是颛顼至禹时代，颛顼时代开始以圭表测日影制定历法，这时应当只测量日中之影；准的出现开启了水平状态下的测影，准当出现于喾时代；之后当是尧舜禹时代，舜执政时、禹以多表联测方式，确定东、南、西、北方位，形成完整阴阳五行体系，伴随产生了千、万这类大整数及进位规则，详参拙作《两仪含义考》和《八卦的阴阳化历程探析》（未发表）。故《易》的经文载有正整数发展历程，即五帝时期数从百发展至万，为中华文明奠基期，对此，《系辞》载有：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结合《汉书·律历志》中的“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表明百至万的发展历程载于乾坤二卦，《隋书·律历志》载有“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树司牧以君临，悬政教而成务，莫不拟乾坤之大象，禀中和以建极，揆影响之幽赜，成律吕之精微。是用范围百度，财成万品”，“范围百度，财成万品”表明乾卦重百、坤卦重万，《周髀算经》中的“数之法,出于圆方”，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中的“是以算数之起，不过乎方圆曲直也”都是在表述乾坤二卦承载的数学起源过程，所以只有读懂乾坤二卦承载的数学起源过程，才可能理解中华文明的厚重。
三是春秋战国时代，伴随四分历的发展产生了分数和乘除法，吕不韦创制颛顼历时，分数和乘除法发展成熟，详参拙作《阴阳、五行的数理基础探析》（未发表），自此中华文明进入大成期，这也表明分数和乘除法产生于《易》的经文之后。
没有真，何谓假？所以打假的前提是求真和得真，这是解决西方伪史问题的哲理基础和关键所在。可见之所以扳不倒西方伪史，是因为存在象数错了、师法丢了和文字变了等原因，导致很少有人能够看懂乾坤二卦及其他卦爻辞了，即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把承载数学起源过程的历史弄模糊了，从而失去了参照。故我们应该检讨《易》学研究方法，找出正确的象数概念，并运用拆文字和拼师法的手段正确阐释卦爻辞，找出我们自己真正的文明源头，并证明它为人类文明的唯一源头，才有底气去扳倒西方伪史。要证明象数思想中包含的数学起源过程为人类文明的唯一源头，需要看看基础文明要素的传播过程。
三、中国先秦数学知识的三次外传
《阴阳、五行的数理基础探析》一文证明，“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记载着中国先秦时期数学的三次大发展，这三次大发展所产生的数学知识亦分三次向外传播，分别为：
一是四罪变四夷时期。对此，《史记·五帝本纪》载有“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这里的“变”当为改变，即四罪将掌握的先进知识传播至这些地方、促进了当地文明发展，四罪变四夷发生在尧当政、舜尚未执政时，千、万级别的大数应尚未产生，所以传播出去的当为千以内的小整数。之后舜执政时，禹创造了千、万级别的大整数和加法进位规则集，整数因具备了进位思想而基本完备，随之统治者将这些内容列入“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范畴，对此，笔者他文有详述，所以这些数学知识一直未向外传播，直到幽厉时代才开始传播。
二是幽厉之后。对此，《史记·历书》载有“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这句话表明幽厉之后王廷中掌握文字、律历和数学知识的筹人散布开来。另外，《左氏传》载有：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建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后人将“在德不在鼎”中的“德”理解为人的道德，但“天祚明德”、“天所命也”和“天命未改”表明这个“德”为天地道德，即制定历法，详参拙作《太极含义考》（未发表），“畴人子弟分散”和“在德不在鼎”共同促使诸侯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历备竞赛”，推动了数学、律历和文字等基础文明要素的传播。
三是秦汉之后。由于分数和乘除法在秦初发展完备，但秦朝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因此分数和乘除法的外传时间当在西汉或之后，汉朝与西方的交往，《史记》的《大宛列传》、《西南夷列传》有较详细介绍，但分数和乘除法这类基础知识的传播不在记载之列，这亦为当下史学研究的任务。
四、历法和汉字的外传
幽厉之后为千、万这类大整数及进位思想等数学知识出华夏的时间上限。亦当为律历和文字出华夏的时间上限，故数学、律历和文字这些基础文明要素的起源与传播过程应合并研究，这样研究成果间还能够互相印证、互为补充，只是律历和文字较难梳理，所以应以数学为基础和纲领。
历法出华夏。二十八宿为古人制定历法时的重要观测对象，有人研究了印度、阿拉伯和波斯古籍中的二十八宿，认为它们源自中国，他们获取二十八宿的时间当在幽厉之后。
汉字出华夏之后向四方传播。向东传播到朝鲜和日本，他们原本无文字，接触汉字后、开始时直接使用汉字，后来逐渐有所变化。至于变化原因，我们应当知道，语言和文字为两码事，语言以声音标识事物，文字以符号结合声音标识事物，语言发展较早，语言和文字间存在着匹配问题，汉字与汉语因相伴相生、共同发展而匹配，日本和朝鲜在其语言成熟后才接触汉字，其语言与汉字间必然存在着不匹配的情形，进而衍生出拼音文字，在日本有假名，在朝鲜有谚文。汉字东传时，因紧邻的东方只有这两个民族、较易梳理，可供研究汉字向其他方向传播时借鉴。
汉字西传与西方文明发展相关，过程较复杂，因为我国西方的亚欧大陆地域广大、民族众多且变化频繁。研究时应该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间的关系。人们普遍认可象形文字为文字源头，汉字为西方伪史出现前的唯一象形文字，当为文字的唯一源头。西方认为古梵文为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因古梵文有47个字母，字母数多于中东和西方的拼音文字，且古梵文与宗教伴生，是宗教赖以传播的工具，而印度的宗教当为最早的宗教，所以古梵文当为印欧语系始祖，而非仅仅是印欧语系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其他宗教亦当与传教文字相伴生，宗教经典为各宗教最早的典籍和历史承载；故研究象形文字向拼音文字转化的重点是汉字与古梵文的关系，我国西部、南部少数民族与印度和中亚都有交往，我们应该在这些地方寻找汉字向拼音文字过渡的证据，史籍中这类记载很少，需要加强研究，研究时应该弄清汉字到古梵文的发展是一步到位，还是分几步走的问题。二是拼音文字间的先后关系。重点仍在古梵文与印欧语系文字间的关系，因为古梵文与印欧语系文字间的关系否定了伪史中的文字与现实文字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跟风将伪史中的文字与现实文字间作对比研究和关联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没有实际意义。
汉字北传当与突厥文、粟特文等有关；汉字南传与越南的汉喃文等有关。
数学、历法和文字在外传时都有变化，也都有发展。如数字的形态变了、数字0可能由印度创造、三角函数可能为阿拉伯世界创造，等等。印度历法和阿拉伯历法在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后，值得借鉴时还曾回传我国而促进我国历法进一步发展。可见，文明因交流而发展，因包容而伟大，我们不应该抬高自己的文明，贬低他人文明；但文明发展有先后，知识来源有我他，这些事实需要弄清楚，先人们开天辟地、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我们应该坚决维护，决不容宵小之辈抹杀。
五、西方基础数学知识的获得时间
扳倒西方伪史，不在于针锋相对的逐字逐句批驳，而应该找到炮制者及其拥趸盖不住、赖不掉的证据，和其方法论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基础文明要素的发展及传播过程可以展现文明发展的轮廓和方向，数学为文明基础，历法代表的时序为秩序基础，历与数在文明发展进程中，作用都高于文字、时间都早于文字，历数发展才促成文字成熟并推广的，故可视文字为历数发展进程中的副产品，历数发展及传播过程能够很好地展现文明发展的轮廓和方向，为揭示西方文明进程，我们首先应该看看西方基础数学知识的获得时间。
1．十进位制传入西方的时间。《将十进制引入欧洲的数学家：斐波那契》一文网址为：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g3MTE3Ng==&mid=2247495482&idx=1&sn=55e94e260a5409e07763df705fb8c384&chksm=9bdc571dacabde0b5ebc68116c86000ae2783b5e1f56af0d585a370ffda0ea87fffde83e83e4&scene=27，其中载有：
费波那契，又称比萨的列奥纳多，意大利数学家，西方第一个研究费波那契数，并将现代书写数和乘数的位值表示法系统引入欧洲。列奥纳多的父亲Guilielmo（威廉），威廉是商人，在北非一带工作（今阿尔及利亚贝贾亚），当时仍是小伙子的列奥纳多已经开始协助父亲工作。于是他就学会了阿拉伯数字。
有感使用阿拉伯数字比罗马数字更有效，列奥纳多前往地中海一带向当时著名的阿拉伯数学家学习，约于1200年回国。1202年，27岁的他将其所学写进《计算之书》（Liber Abaci）。这本书透过在记账、重量计算、利息、汇率和其他的应用，显示了新的数字系统的实用价值。这本书大大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不过在十三世纪后印制术发明之前，十进制数字并不流行。
虽然也有人认为十进位制在十一世纪传入欧洲，但所有结论都在千年之内无疑。
2．分数传入西方的时间。对此，《“分数在中国”的历史：比西方人早千年认识，远远领先其水平》一文，网址为（https://www.163.com/dy/article/I8LRVRFR0552NYPU.html），其中载有：
在西方，分数理论的发展出奇的缓慢。直到16世纪，西方数学家才对分数比较体系有了认识。甚至在17世纪，数学家科克计算3/5+7/8+9/10+12/20时，也用分母8000的乘积作为公分母！而这些知识，中国数学家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数学著作刻在汉初的一批竹简上，它的名字叫《算数书》。1984年初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本书对分数算术进行了深入研究。
可见分数传入西方应为五百年之内的事情。
3．十进位制传入前，西方的识数范围。这是西方伪史的“老底”之所在，为此我们应弄清：十进位制和分数代表怎样的文明发展程度？西方为什么接受传入方法？为什么传入分阶段进行？首先，十进位制和分数对应的基本运算方法为加法和乘除法，分别代表上文的文明奠基期和文明大成期；其次，西方之所以接受传入方法，是因为之前未掌握这些先进方法，即十进位制传入前，西方的识数范围当为千以内的小整数且不会做加法，做加法时所用进位规则为文明奠基期完备标志，因此西方当时应尚未完成文明奠基期发展，故伪史中的先进科技与西方无关；再则，至于为什么十进位制和分数分阶段传入西方，是因为这些基础数学知识源自我国并分三次外传，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在十进位制传入前，西方的识数范围当为四罪变四夷时期的千以内小整数，因为我国和西方分居亚欧大陆两端，而古代知识传播速度缓慢，故这些知识传入西方较其他地方要晚得多，很容易查证。十进位制和分数传入西方都是千年之内的晚近史，也都是众所周知、盖不住和赖不掉的事实，因此本文仅从网络上搜集相关证据。
英裔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又译伯纳德·刘易斯），在《穆斯林发现欧洲》一书中认为西方信史的时间上限，大略在８世纪的图尔和普瓦捷战役时，此前的西方是未被发现的“化外之民”。中国先秦数学知识的三次外传展现了基础数学知识“出”中国的时间和路径，西方基础数学知识的获得时间展现了基础数学知识“进”西方的时间和路径，这个三进三出的时间和路径两相吻合，勾勒出人类文明起源与传播的主线，证明中国才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出发点，《易》象数所载数学起源过程为唯一文明源头。再结合伪史出现前的唯一象形文字为汉字、三皇五帝时代为古文献中唯一的文明起源记载，以及律历等基础文明要素的起源与传播过程研究，当可逐步构建出全新的古代世界史。故此前的西方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更不可能有上古史，之所以编造多种文明起源学说，当因始作俑者骨子里有着浓厚的自卑情结。它间接证明了西方伪史的虚假本质，它亦为直接证明的基础，直接证明需要看看西方伪史的历法基础。
六、西方伪史的历法基础
数学是计算历法的必备工具，古代西方落后的数学知识在历法上也有体现，仔细考证儒略历的误差积累问题可以发现，作为西方伪史根基的儒略历竟然是伪历，这样伪史之“伪”就昭然若揭，从而把纷繁复杂的伪史问题转化为简单直白的伪历问题。
1. 历与史的关系。对此，我们应该知道，history≠历史，有人认为history含义为“他的故事”，或有调侃成分，但history与历法无关当无疑问；而“历史”二字是一个概念，表示以历为纲的史料序列，这一概念突显了历史中历的重要性，可以说，上古时期历法决定历史清晰度。我国历史，肇端于三皇五帝时代，三皇事迹载于随、益、嗑噬等卦，都只有寥寥数笔，两汉之后能够通释这几卦的人很少，五帝事迹载于乾坤二卦，虽然只有一百五十多个字，但各朝代对这二卦的阐释很多，以拆文字、拼师法的手段结合正确的象数概念，大体能阐释明白。我国历史因经历无历时代、历法不精确时代和历法精确时代，呈现出逐步清晰的态势，这样上古史因历法不精确、记事方法不科学和文字没有充分发展而朦朦胧胧，这是正常现象！这是真实的体现！条件不具备时不应该强求其清晰度。相反，清清楚楚的上古史才是不靠谱的假货，炮制这种上古史的人没有考虑历法、文字和记事方法的发展规律，缺乏常识，故无需与西方伪史比清晰度和先进性，而应该着重揭示它的不靠谱，儒略历的误差积累问题是西方伪史中最大的不靠谱
2. 儒略历的误差积累问题。儒略历是回避分数运算的四分历，其回归年周期值的小数形式为365.25天，与今测精确值365.2422天差0.0078天，约128.2年误差积累至1天，1582年格里高利历施行时，宣称儒略历误差积累为10天，可推知儒略历在公元300年时误差为零，即有如下算式：
1年/（365.25－365.2422）天≈128.2年/天
1582年-128.2年/天×10天＝300年
误差为零的年份当为其测定或施行年份，与宣称的前46年相差甚远，证明儒略历或为公元300年前后的抄袭之作，或为子虚乌有。且因在公元300年，西方尚未掌握加减乘除、不具备计算儒略历的数学知识，故可以肯定儒略历是伪历。历为史之纲，历之不存，史将焉附？这样就不需要再考证西方伪史中的史料真伪，西方编造了几百年的伪史，一旦看穿，不过是一堆皇帝新装式的笑料而已。
3. 埃及学和亚述学的历法基础问题。儒略历不仅是古希腊、古罗马史的基础，亦为埃及学和亚述学的历法基础。无论是通过文献还是考古材料研究历史，断代都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事情，埃及学和亚述学的断代基础亦为儒略历，如《公元前三世纪曼涅托《埃及史》中国上古史对比，我们不止六千年_时期(sohu.com)》一文载有：
史学界对于古埃及历史年代的判定，主要根据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古埃及学者曼涅托的《埃及史》。
曼涅托Manetho主要活动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公元前三世纪初，是一名祭司，同时也是一名历史学家。他用希腊文写的《埃及史》很早就被西方学者阅读和了解。这部《埃及史》后来失传，和中国的《竹书纪年》一样，原文稿不见了，主要内容都来自后世对这部书内容的引用。
这段文字表明埃及学以古希腊文献为断代依据，希腊与埃及相距甚远、古希腊与古埃及时间差距很大，就这么魔幻地揉在一起，这是关公战秦琼、岳飞打张飞类的游戏，亚述学也有类似的魔幻。这种魔幻还不是这些伪史最大的漏洞，兜兜转转地回到古希腊、以儒略历为断代依据，而儒略历的误差积累问题才是这些伪史盖不住、赖不掉的“伪”之所在。数学蕴涵逻辑，能够上下推导，儒略历中的数学逻辑初中生都能懂；数字是最精确的文字，一是一、二是二，不容任何抵赖。
4. 古希腊文献的来源途径及出现时间上限。梳理这些内容有助于进一步揭穿西方伪史，对此，德国语言学家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所著的《世界语言简史》一书载有：
历史上第一个为了读懂希腊诗人的作品而研究古希腊语的西欧人就是著名的《十日谈》( Decamerone ）的作者乔万尼·薄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在他之后的另一位意大利人列奥纳多·卜卢米（ Leonardo Brumi ）就已经能够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古希腊语翻译成意大利语了。他的老师克里索娄拉斯（ Chrysoloras ）于1396年来到意大利，并在佛罗伦萨以教授希腊语为业。
中世纪时期，古希腊文学、历史和哲学著作的重要部分才真正为西方世界所认识，而且最初是绕道阿拉伯语，因为阿拉伯人这时已经将希腊语文化遗产的大部分翻译成了阿拉伯语。由于欧洲人缺少希腊语方面的知识，于是他们就把许多希腊语著作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
这段文字表明古希腊语“复活”于14世纪末，有些古希腊文献出自阿拉伯世界，这些文献当为阿拉伯国家吸收中国、印度和波斯等地知识并加上自己的创造而集成的文献；也有人认为古希腊文献出自《永乐大典》；笔者认为蒙古西征亦当为古希腊文献来源途径之一。即古希腊文献应有多种来源途径，这些途径最早不过13世纪，而转化为古希腊文献的前提条件是古希腊语已经“复活”，故古希腊文献出现的时间上限为14世纪末，这个时间上限同样证明西方伪史太不靠谱！造假水平很业余！
七、唯考古论者的企图
至于西方炮制伪史的目的和动机，需要理清西方为什么不承认夏及之前的中国史？为什么推崇考古方法？为此，首先应弄清唯考古论的荒谬之处。
1. 唯考古论的荒谬。对于唯考古论，剪伯赞等有过批驳，剪氏在《历史哲学教程》中称为实验论者，即为唯考古论，就是认为有实物验证方为信史的论调，这种论调其实很荒谬。因为：
对于有实物留存的历史事实。随着时间推移，实物将逐步减少，会有很多历史事实因证据灭失而无法验证，不认可这类历史事实非常荒谬；仍然留存的实物有一定验证作用，但终究只能形成零星的、没有经过挑选和总结的历史碎片，而挑选和总结是抓住历史发展主干和脉络的不二之道，故能不能由考古材料直接拼缀出可信历史尚有待验证，至少在中国，目前看来一百多年的考古只有验证和补充作用，尚不能取代原有史籍。对于无实物留存的历史事实。许多历史事实是抽象思维的结晶，多无实物留存，如数学、物理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社会管理制度等，文明起源过程中的象数思想、仁义内涵等多属此类，它们的早期传承主要靠师法，即一代接一代的口头传承，若师法丢失后人就很难理解，不认可这类无实物留存的历史事实非常荒谬。同时，许多历史事实，当时若不记载，事后人们根本无从知晓，因此“唯文献论”反而有一定道理；还存在写史时有实物，写完后实物灭失的情形，不认可这类历史事实同样荒谬。
可见，唯考古论就是一个噱头，它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忽悠工具，西方之所以抛出这种论调，一方面因为他们本无古史、是真正的外行而无知无畏，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企图太强烈。
2. 基于考古造伪史。近年暴露出来的、基于考古捏造伪史的事件层出不穷，如：
《日本考古假大师：偷埋东西让日本历史提前70万年》，网址为：
https://history.sohu.com/a/220109981_210889
《圣经博物馆所藏死海古卷，全部被证为赝品》，网址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1738695726383078&wfr=spider&for=pc
这些是在有人监督时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综合西方文明起源学说与对华战争的关联、西方创立考古学的目的，西方编造的上古史中的考古证据应该都是假的。
西方建立的文明起源学说与对华战争的关联。埃及学、亚述学、古印度文明和玛雅文明这些文明起源学说，主要由英、法、美三国炮制，从1840年至1950年他们主导了四次对华战争，企图将中国变为殖民地。这些学说伴随这些战争产生，埃及学伴随两次鸦片战争产生；亚述学的核心证据汉谟拉比法典，出土时间据称在1901至1902年间，紧接着甲骨文发掘时间1899年和八国联军侵华时间1900年；1922年西方开始炮制古印度文明；玛雅文明是美国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炮制的。给别人写史本来就不正常，必然有所企图，用这些学说针对中华文明，就是企图掩盖中国为人类文明根本出发点的事实。投资点钱搞个项目、推出一种论调，来颠覆你的国、你的家、你的认知，是西方政客及其御用学者的常用手段，故这些学说实为披着学术外衣而配合正面战场进行颠覆的工具，目的和动机就是要颠覆我们对文明起源的认知、进而消灭我们的历史。
西方创立考古学的目的。西方于十九世纪中期创立考古学，C14测年等断代技术也是西方创立的断代标准，产生并发展于二十世纪，故考古学创立时，古希腊、古罗马史已颇具规模，埃及学也已产生，所以西方之前的断代标准并非依据考古学。对于考古，谁挖的固然重要，但谁埋的才是关键，若没有监督且让人无法检视，别人就无法知道谁埋的，西方创立考古学正是瞅准并利用了这一点。这样像那个日本人一样自埋、自挖、自定标准，以晚近充古老、以彼处充此处，就可以想要啥证据就有啥证据，想咋样写历史就咋样写历史，之所以两百年内写出几千年前的上古史，只能用这种“绝招”！故西方创立考古学的目的是给埃及学和亚述学制造证据。不要以为狮身人面像一直站在那里几千年，它是十九世纪中期之后才“制造”出来的，等等。而我们自上古以来一直都有考古发现，合理规范地使用考古方法时，成果当无疑问。
3. 唯考古论者的企图。一是否定古文献中唯一的文明源头，即夏及之前的中国史。唯考古论者企图通过“考古压文献，多假盖一真”的手段，让研究者们永远蹲在唯考古论的学术陷阱和思维陷阱里，这样就永远找不到真正的文明源头，故唯考古论就是文明探源的坑，它是专门用来忽悠的工具，它成功地忽悠了许多人“信伪而疑真”！明白了他们的这一企图，可以直接无视西方伪史。二是掩盖之前的谎言。西方刚开始炮制古希腊、古罗马史时当因内部斗争需要，没有针对其他族群的恶意，对于古希腊文献中知识的源头，西方刚接触时应该还不知道，阿拉伯人也不一定清楚，随着交流深入，他们知道了中国的象形文字为文字源头，因此炮制多种象形文字加以针对，因将古希腊、古罗马史作为基础，这种恶意势必要面对各种审视，唯考古论就成为掩盖之前谎言的上好烟幕弹！西方政客及其御用学者的厚黑程度超乎想像，“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是对他们的经典评价，只是许多研究者仍然把他们想得太好、仍然蹲在唯考古论的坑里。西方伪史包藏着浓厚的霸权主义、种族主义思想，是他们烧杀抢掠、祸乱这个世界的思想根源，应该被彻底消除。中国作为多种虚假文明起源学说的针对者，中国人作为数学、律历和文字的原始创造者，必然对西方伪史感触最深、揭示最积极，也一定会将它们彻底揭穿。
八、结语
综上，儒略历的误差积累问题和计算历法的数学基础问题，是西方伪史炮制者及其拥趸盖不住、赖不掉的造假证据，揭穿西方伪史的方法千万种，但最根本、最直接和最彻底的方法是从历数方向进行揭示。
揭穿西方伪史只是开端，写出新的古代世界史才是目标。为此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博学如胡适者竟然也被牵着鼻子走？为什么许多研究者仍然蹲在唯考古论的坑里？《“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一文表明中国哲学合法性遭受严重质疑！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根源在于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文明源头，从而失去底气、进而让伪史横行。因此在构建新的古代世界史时，一定要在“反本”基础上“开新”，反本就是要找到真正的文明源头，否则新的古代世界史仍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仍然会被西方伪史所掩盖和压制。数学是人类文明最底层的基石，人类最基础、最久远的历史为数学史，《易》象数承载的数学起源过程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源头，故向内我们应根植于《易》把先秦数学史做细做实，向外应把先秦数学知识的外传途径梳理清楚。这样才能让开新有基础、打假有参照，既能快稳狠准的揭示出西方伪史的“伪”之所在；又能结合对其他基础文明要素的研究，写出公允的古代世界史取代西方伪史，再次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潮流！
文章内容出自公众号：老夏解易